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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年张爱萍出访美国因何事向写信:我这个国防部长该撤职

2026-03-22 16:04:18    来源:设备展示

  1984年夏天,华盛顿的天气有些闷热。当地时间6月9日,美国五角大楼前军乐齐鸣,礼炮声声,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国上将沿着红地毯缓缓走过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国防部长级别率团访问美国,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,正是年近七十的张爱萍。

  对于很多中年读者来说,这一个名字并不陌生,却又有些模糊。有人记得他在“两弹一星”时期奔走忙碌,有人记得他担任国防部长的坚决果断,却未必清楚,他在那次美国之行结束后,曾气愤地给写信,说出那句“我这个国防部长该撤职”。要看懂这句话背后的意味,还得把时间拉回去,从他与之间那段既互信又“顶牛”的关系说起。

  1977年,粉碎“”不久,党内军内百废待兴。十一大召开前夕,在北京约见了张爱萍,希望他出任秘书长,主持军委日常工作。这在当时,无疑是个分量极重的位置。

  面对这个提议,张爱萍没有马上点头。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,他沉默了一会儿,语气不快不慢:“军队,归根到底,关键还是武器装备现代化。搞军事行政的人不少,搞国防科技、搞装备建设的,却相对少得多。”

  听上去像推辞,实则是把心里话摊开了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长期在国防科技战线年起,他就协助主持国防科技规划,整整二十年,干的都是“冷板凳”的硬活。现在让他去搞行政,按他的说法,“不合适,也可惜”。

  是听得懂这番话的。他反问一句:“那你看谁更合适?”张爱萍脱口而出:“罗长子最适合。”罗长子,就是罗瑞卿。就这样,军委秘书长一职落到了罗瑞卿身上,而张爱萍则继续回到自己最熟悉的领域——国防科技和装备建设。

  这一回归,立刻见了成效。1980年,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,标志着战略威慑力量迈入了一个新阶段。那一年,张爱萍已经七十岁。任务告一段落,他写信给和,提出退休,理由很直白:年纪大了,身体也累了,是时候让年轻人上来了。

  见到他时,很客气地说了一句:“最近一段时间你搞得太疲劳了,先去罗马尼亚休息一段时间吧。”话说得温和,安排却早已在暗中酝酿。

  有意思的是,张爱萍前脚刚到罗马尼亚,后脚就接到使馆通知:罗方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规格接待,因为国内已经来电——他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,分管国防工业。原来,他那位老战友王震递交退休申请时,点名推荐由张爱萍接班。考虑到他一贯“爱推辞”的脾气,干脆没再征求本人意见,直接拍板。

  回国后,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,张爱萍正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,主管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。后来,他的儿子张胜回忆说,这个任命既是信任,也是对他多年“冷板凳”工作的肯定。

  1981年秋天,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,议题之一是中国核电的发展出路。会议接近尾声时,大亚湾核电站的合作方案被提了出来——和法国合作,引进技术,先上30万千瓦的机组,看似安全稳妥。

  在不少与会者眼里,引进成熟技术,少走弯路,是合算的。张爱萍却摇头。他认为,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先建秦山核电站,直接上90万千瓦机组。理由很实际:核工业基础虽然薄弱,但“晚了,人就散了,技术就断了”。两弹一星留下来的那点人才和设备,再拖几年,就会老化、流失。

  有段话,他当时反复强调:搞核弹打下的基础,若无法尽快转向核电,整个体系就会塌下来。为了这个观点,他在会上和不少人激烈争论,甚至拍了桌子。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。

  会议结束后不久,找他谈话,顺带提起一个小道消息:“听说你开会都不参加?”张爱萍回得干脆:“和我自己有关的我都去。农业、体育那些,我不懂,去坐着陪会,没什么意思。”

  听到这样的话,半是无奈、半是调侃地说:“都说军队里有两个人惹不得,爱萍,你就是一个!要注意哩。”这句带着笑意的话,后来被广为流传。

  从结果看,他关于秦山核电的主张还是得到了支持。1982年,经国务院批准,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定于浙江海盐秦山。张爱萍批示:“现在就要看核工业部的们了,要像搞第一颗那样,埋头苦干,下决心干出样子来。”口气并不夸张,要求却很严。

  同一年,国家启动机构改革。春夏之交,张爱萍在三线地区检查工作,驻京秘书晚上打来电话,说他被免去副总理职务。听到这一条消息,身边工作人员都愣了。他却很平静,只说了一句:“不要瞎议论,退休很正常,也是我自己要求的,只是来得有点突然。”

  事情并没有停在“免职”两个字上。很快,他接到新的任命:出任副秘书长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。1982年11月19日,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决定,他正式成为新时期的国防部长。从被免去副总理到转任国防部长,中间只隔了半年。

  上任后,他提出了著名的“十六字方针”——“军民结合,平战结合,军品优先,以民养军”。这套提法,是结合国内经济现实和国防需求想出来的,要求把国防工业从封闭的“纯军工”体系,慢慢拉向兼顾民用、能够自我造血的新路子。

  为了打开局面,他让负责外事,抓军品贸易和对外技术交流。临行前,他再三叮嘱:“出售武器,是为增强发展中国家自卫能力,绝不能掺和到有武装冲突的国家中去。军品贸易要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,不能给国家造成损失。”这些话,听上去一点不“官腔”,倒像老兵在告诫晚辈。

  有意思的是,后来回忆说,正是国防工业在对外军品贸易中先动起来,率先从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里,摸索出一些市场化的味道。这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,不算显眼,却很关键。

  1983年9月25日,人民大会堂前广场举行欢迎仪式。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来访,张爱萍在台阶上迎接,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。这一次,美国方面还不能完全看懂中国在战略上的分量,温伯格在第一次会谈中显得颇为强硬。

  第二次会谈时,张爱萍直接扔出一句话:“如果美国到亚洲打仗,你对中国的作用有什么高见?”这样的一个问题问得不客气,却很点题。温伯格沉默片刻,只好承认:“你们当然处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。”这句话,说给中国听,更是说给在场的美方官员听。

  1984年6月,轮到张爱萍回访美国。6月9日,他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华盛顿,美方以最高军礼迎接。第二天上午,中美国防部长的第一次会谈开了一个上午,话题从双边军事交流,到地区安全,各有坚持。中午会谈刚结束,温伯格看了看手表,说:“结束结束,下午继续。”

  就在他们走出会谈大厅的时候,一群衣着整齐的美国老人走过来。走在最前面的那位,身材高大,动作却有些迟缓。他走上前,先敬了一个军礼,又突然张开双臂拥抱过来,声音有些发颤:“救命恩人,您还记得我吗?”

  张爱萍愣了一下,又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,缓缓地说出一个名字:“你是萨沃埃吗?”对方连连点头:“是的,是的,我就是您当年营救的萨沃埃。”

  这段故事,要追溯到1943年。那一年,新四军三师在苏南一带活动,曾营救过一批遭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,其中就有萨沃埃等人。这些飞行员后来回到部队,在美军体系里一路升迁。但在他们心里,江南水乡里那个中国军装的身影,始终没淡忘。

  温伯格显然早知道这层旧事,赶紧上前说:“走吧,还有一个‘小惊喜’在等着你。”说完,他把张爱萍带进另一间大厅。里面早已站满记者,闪光灯一亮一灭,显然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新闻发布会。

  温伯格向媒体介绍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来访,今天,会见了41年前由他指挥部队营救的3位美军飞行员。那次营救,为美中关系史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章,今天的会面,则是续写新的篇章……”话音未落,会场掌声一片。

  轮到张爱萍发言,他先表示感谢,然后平静地说:“今天,我们更应该携起手来,为美国和中国的和平,为全世界的和平,努力奋斗。”话不多,态度却清晰:过去有恩,今天谈的是现实合作。

  最后,他把贴身携带的小礼物送给温伯格等人——那是一册相册,里面夹着五名飞行员在新四军三师时的老照片。温伯格翻开,举给记者看,台下有人忍不住低声感叹。美国电视台当天下午就播出了这则新闻,各大报纸也很快刊登了相关图片。必须得说,这一场“旧情重逢”,确实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在美国的亮相,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头。

  几天后,6月12日上午,张爱萍一行前往白宫,与里根总统会面。仪式之外,双方都清楚,真正棘手的问题,在桌下——中美核能合作谈判中,美方突然搬出一个指控:说在巴基斯坦浓缩铀工厂里发现“中国人的身影”,试图扣帽子,说中国在帮助巴基斯坦搞核武器。

  中国方面早已多次否认,列举事实反驳。即便如此,美方仍旧紧咬不放。6月12日下午,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以这一个话题为由,指示副国务卿达姆在会谈中“发难”。

  会面时,达姆开门见山,希望中方做出更具体的“保证”,甚至想把话题往“承认事实”的方向引。张爱萍的回答很简单:“我国政府没有授权我谈这样的一个问题,我也无权在这上面签字。”这是对外交程序的基本尊重,也是明确的立场。

  对方却不依不饶,又加一句威胁:“如果得不到贵国政府进一步保证,将会影响中美之间的核能合作。”话说到这一步,已经不是商量,而是施压。

  听完这句话,张爱萍当场沉下脸:“我们是出于友好的目的前来拜访的,你们竟然提出这样一件事,简直毫无道理!”说完,他起身离席,径直走出会场。翻译匆忙跟上,美方人员一时愣在原地。

  这件事很快传到一些媒体耳中。有些报纸用夸张的标题渲染,说什么“中国国防部长大闹美国国务院”。这样的表述显然带了情绪,却也反映出一件事:张爱萍在原则问题上,宁肯拂袖而去,也不肯留下含糊空间。

  从整体来看,他这趟美国之行并不算失败。6月13日,他和温伯格共同签署了《中美国防部军事技术合作协议》,为后来的技术交流打开了一条通道。只是,他没想到,真正让他“窝火”的麻烦,不在美国,而在回国之后。

  代表团回国后,一封从驻美使馆发来的材料送到了中央,内容是“反映情况”。信里提到,张爱萍在美国期间,违反中央确定的“不结盟”原则,和“敌对势力”搞战略同盟云云。字眼不算客气,帽子不算轻。

  看完,将信交给,叮嘱一句:“让爱萍看一下,就不要再传阅了,到此为止。有时间,我找他谈一谈。”这句话,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,也是对传言的止损。

  事情的缘由,其实没那么复杂。那次两军会谈,有一场安排在五角大楼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指挥室。出于安全考虑,美方只同意中方军方人员进入,不同意非军职人员跟随。驻美使馆的负责人觉得脸上无光,说这是“歧视性政策”,建议干脆取消会谈,以示抗议。

  张爱萍知道会谈的重要性,多次向美方交涉,希望能放宽限制。美方态度很明确:这是军方内部指挥中枢,只能接待军方代表,原则不能破。几番交涉无果,他只好转头对驻美使馆负责人说:“那你就不要去吧。”从外交礼节角度看,这话有些直白,从当时形势看,却是折衷之举。

  偏偏就是这句“不去”,成了某些人心中的“刺”。回国后,这位负责人写信反映,说张爱萍无视不结盟原则,在美军指挥中枢“谈战略合作”,甚至暗示有“结盟”之嫌。可以想见,这封信如果层层传阅,在舆论尚不稳定的八十年代初,后果并不好收拾。

  把信递到张爱萍手上,他看完,气得只说了两个字:“!”随即提笔给写了一封信,把自己的想法讲得很直白——既然有人说国防部长违反中央规定,那“我这个国防部长就该撤职”。

  看完信,苦笑着说了一句:“你个张爱萍,你看看,你这写的是什么?”语气里既有责备,也有无奈。等见面时,他当面点出这一点,不赞成他这样动辄用“撤职”来回应。

  当时张爱萍的火气还没完全消下去,回话也很冲:“谁违反了中央规定,国防部长就是该撤职嘛!”这句话,既是气话,也是他的性格——认定了的规矩,谁碰都不行,包括自己。

  身边的老战友事后劝他:“小平这样处理,已经很恰当了,你怎么还这么犟?”从政治角度看,这样的脾气不算圆滑,从个人角度看,却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:宁肯直来直去,也不愿绕圈子。

  有意思的是,这场风波并没有扩大。把事情圈在小范围内处理,没有扩散,也没有顺势把帽子扣死。张爱萍的“撤职论”停在纸上,没有变成现实的决定。这种“收住”的方式,本身就说明了两人之间一种微妙的信任:脾气可以大,话可以重,只要原则没问题,矛盾就不往外推。

  随着岁月推移,张爱萍自己也清楚,领导岗位迟早要交给年轻一代。决定退下来的时候,他特意提出要再去三线地区转一圈。那片大西南的山山水水,对他来说意义非同一般。

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三线建设的号召下,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、工程技术人员离开大城市,深入偏远山区,建设国防工业基地。其中不少,是在他的动员下做出选择的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,他们也老了,头发花白,身体患病的不少。张爱萍这趟再去,一是道别,二是看看自己还能替他们做点什么。

  有人回忆,那次在某个厂区的会议室里,一位老技术员有些激动:“当年你一句话,我们就从上海来了,现在快退休了,还没回去过。”张爱萍沉默了一下,只说:“你们吃的苦,国家记着。”这类对话,没有华丽辞藻,却让在场的人都安静了许久。

  1987年11月,他被任命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,正式退居二线。总的来说,他的退休生活算得上平静。他每天读书,遇到不懂的词,就拿起放大镜查辞典。有时候翻着翻着,会摇头小声嘀咕一句:“我就说他们用词不当嘛。”听起来像牢骚,又透出点书生气。

  退休后,他基本不参加官方组织的政治性活动。每逢重大节日、纪念大会,邀请总会送到家里,他多半回复一句:“既然已经退休,就不要再出现在大众面前了。”这话不带客套,也不刻意谦虚,更像是一种自我约束。

  有几类活动,他却坚持要去。纪念彭德怀、等老一代领导人的会,他几乎从不缺席;涉及“两弹一星”的座谈,他也总要露面。偶尔两场活动时间冲突,他还会想办法“赶场子”。这些选择,其实反映了他心底最看重的东西:早年的战友,和国防科技那条路。

  晚年回望自己的一生,他给了一个简洁的划分:“两个三十年。”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,主要是作战和军事工作;1956年起主持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,到1987年退休,大部分时间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战线上。

  如果把这两个“三十年”摊开来看,前半段是枪林弹雨,后半段是冷静筹划;前半段在战场上抢时间,后半段在图纸和图表上算细账。有人说他性格耿直,有时候不够圆融;也有人说,正因为这样的脾气,才敢在核电问题上拍桌子,才会在美国国务院转身离席,才会在被人“告状”后提笔写下“该撤职”的字样。

  从结果看,他的一些主张后来被证明是有远见的。核电自力更生的路线,国防工业“军民结合”的思路,与世界大势逐渐相合;与美展开有限度的军事技术合作,也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打开了一个窗口。当然,这些成果不是他一人之功,但他的角色,确实难以忽略。

  很多年后,那句半玩笑半认真话,仍被人反复提起:“都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得,爱萍,你就是一个。”这句评价,既道出了他不好“伺候”的脾气,也侧面说明,在关键时刻,有人希望他“不好惹”——面对外部压力也好,面对内部争议也好,必须有人敢拍桌子、敢唱“反调”。

  从这个角度看,1984年那封写着“我这个国防部长该撤职”的信,并不只是发火,更是在用最极端的方式表明立场:一旦违背规定,就不配坐在这一个位置上。至于他到底有没有违背,的解决方法,已经给出了态度——没有必要再“追下去”。

  在漫长的岁月里,将军的锋芒终归要收敛,名字也慢慢远离公众视线。但翻开那几十年的档案和回忆录,张爱萍的身影,总会反复出现:在陕南山地、在苏南水网、在戈壁试验场、在大西南山谷,也在那年夏天的华盛顿会场。

  他把自己的一生,确实压在了那两个“三十年”上。前半段为赢得新中国流血,后半段为守住这片土地添砖。至于性格如何、脾气如何,后人各有判断,但有一点,大概不难达成共识——这个国防部长,敢说话,也敢担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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